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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舟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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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抗辩行为应遏制  

2011-03-19 14:59:00|  分类: 法律制度与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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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意抗辩行为应遏制 / 张建平

    一、恶意抗辩的涵义、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

    抗辩权主要是指基于实体法上的规定而享有的对抗对方请求权的权利。所谓恶意抗辩,指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而针对对方的请求提出抗辩,实际上是一种滥用抗辩权的行为。〔1〕当前,在合同纠纷诉讼中,经常会遇到这种通过恶意抗辩而逃避履行合同义务的现象。在司法实践当中,恶意抗辩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以被动方式进行的抗辩,其表现形式是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签定后,因故有意不履行合同,待对方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合同义务时,再针对对方诉求提出抗辩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另一种情形是,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签定后,因故主动提起诉讼,请求审判机关确认合同无效以拒绝履行其根据合同应承担的合同义务。

    导致恶意抗辩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合同签定以后,签订合同时的情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一些事由的发生,导致一方当事人不愿继续履行原合同,从而借恶意抗辩来否认合同的效力以达到逃避合同责任或追求更大利益的目的。以我国《保险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为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某甲为其母某乙购买一份人身意外险,因某乙系文盲,在某甲为其投保时未书面认可该合同,某保险公司知晓此情形却仍承保并据此出具报单。后某乙死亡,某甲持保单要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保险公司因不愿给付高额的保险金,便以该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属无效合同抗辩,并以此拒绝支付保险金。这就属于现实生活中比较典型的恶意抗辩,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逃避合同义务,避免承担合同责任或追求额外的利益。

    二、恶意抗辩在司法实践中不应得到支持

    对于恶意抗辩行为能不能支持,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未就此问题做出相应的司法解释。正是由于我国法律对恶意抗辩缺乏明文限制,恶意抗辩时有发生。同时,由于法律规定的缺乏也导致了审判实践中的混乱,在一些地方、一些类型的案件中,当事人提出的恶意抗辩主张甚至得到审判机关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助长了恶意抗辩行为的蔓延。因此,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否认恶意抗辩显得很有必要。

    首先,恶意抗辩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民事主体在某些特定事由发生后或是在与对方当事人因合同的履行发生某些纠纷以后,常常为了拒绝履行合同义务、避免承担合同责任而找出各种理由来主张合同无效。这种状况的出现不仅不利于合同的履行也不利于保护交易。恶意抗辩通常都表现为一方在原先签约基础与事实发生变化后,公然的承认自己违法、欺诈,并以此来主张合同无效,并希望通过合同无效来追求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这种恶意抗辩行为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理应驳回。

    其次,支持恶意抗辩将严重损害善意相对人的利益。因市场行情变化而使履行合同带来的不利益大于因承担合同无效责任而丧失的利益时,就会促使人们选择后者,即以合同无效为借口而逃避合同的义务,必然会助长市场经济活动中不讲信誉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现象。恶意抗辩行为人的相对方往往都是出于合理信赖而签订合同,他们在从事民事活动中通常都是善意、无过失的,如果承认、支持恶意抗辩必将损害、牺牲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不利于弘扬社会公平正义。

    再次,违背了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提倡社会公共道德。确认合同无效体现了国家对民事主体所从事的民事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制度主要是防止、制裁违法行为。而在恶意抗辩情形下,违法行为人是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希望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使其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这样就根本违背了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如果恶意抗辩得到支持,那么善意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支持,相反违法行为人不仅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还将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乃是一种奇怪的法律。”〔2〕如果认可恶意抗辩,允许当事人通过恶意抗辩逃避责任,不仅严重背离法律的价值取向,且必将极大的损害法律的权威性。

    如前述保险法五十六条的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为避免在被保险人人身上发生的道德风险,从立法目的和宗旨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规定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管理性的要求,对这一规定的正确理解应当是说保险公司在签发保单前应尽审查义务,以防止投保人恶意投保,事后为取得保险金而恶意伤害被保险人。因此,只有被保险人才能主张非被保险人亲自签名从而主张保险合同无效,保险人、保险公司都不得以此主张合同无效。如果对保险公司的恶意抗辩行为给予肯定,则不符合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也不利于制裁违法的恶意抗辩行为人。

    最后,如果认可恶意抗辩实际就是肯定当事人可以通过违法行为获利,将会纵容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古罗马有一条法谚:任何人不得因自己之不法行为而获得利益。根据这条法谚,不法行为乃损害赔偿之原因,其行为人对于被害人应负赔偿责任,当然不能反因不法利益而取得利益。〔3〕当事人想通过恶意抗辩而获得利益,法律对这种利益当然不应该保护。

    一方在从事某种违法行为之后,因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不利便可以主张合同无效,一旦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有利便认为合同有效,如果这种合同无效的主张能够成立,则将会起到纵容不法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的后果。这就是说,违法行为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从而使合同无效制度成为其追求某种不正当甚至违法利益的手段。〔4〕

    三、通过完善立法可防止、减少和遏制恶意抗辩

    我国合同法实施前的无效合同制度过于强调国家干预,导致司法实践中确认无效合同的范围过于宽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甚至政府部门制定的红头文件,都可以成为判断合同无效的标准。在这样的制度下,当事人提出恶意抗辩并获得审判机关支持的情形不在少数。

    新的合同法突出并强调了合同法的私法属性,淡化了国家公权力对合同的干预,极大的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合同法规定,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能被确认为无效;同时还规定,非根本性条款欠缺的合同在补救后可继续履行;合同法还设立了可撤销合同制度、效力待定合同制度,使得意思表示不真实及主体不合格合同并不必然无效;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解决了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的效力问题。可以说,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则更鲜明地体现了尽可能的缩小无效合同范围的立法宗旨。

    我国合同法还对缔约过失责任和合同无效后的过错赔偿责任作了规定。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根据这一规定,一方当事人因自己的过错导致合同无效的应赔偿对方损失。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对导致合同无效的责任方应赔偿对方当事人因合同无效而遭受的损失。

    我国现有的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恶意抗辩,但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无效合同范围的限缩以及对缔约过失责任等的规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并遏制恶意抗辩行为的产生。但是,现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还不能完全遏制恶意抗辩行为的产生。

    首先,合同法52条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但是什么才属于“强制性规定”?合同法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如果不能正确界定“强制性规定”,则仍将很难从立法上控制无效合同范围的扩大化,恶意抗辩也就同样不可避免。

    其次,我国合同法虽然对缔约过失责任和合同无效后的过错赔偿责任做了规定,但这些规定都比较抽象、简单,内容不是很完善,操作性较差。这些规定中,对损害赔偿的范围未加以明确,司法实践中一般审判机关确认的赔偿范围一般都仅限于信赖利益,主要包括:订约费用、履约费用、受害人支出上述费用所失去的利息;而对于合同获得履行情况下的可得利益的赔偿或丧失与第三人另订合同的机会所产生的损失之赔偿一般都不予支持,这不利于体现对过错方的充分惩罚和对善意相对人的充分保护。

    笔者认为,我们应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从法律制度上明确反对滥用无效合同宣告权的恶意抗辩行为。辽宁高院已在此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在该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33条第2款已明确做出了反对恶意抗辩的规定“在当事人一方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中,越权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而另一方当事人为善意、无过失,此种情况下,如果越权行为人主动提出确认合同无效,则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这从根本上遏止恶意抗辩行为的产生,以维护法律的庄严,并切实保护善意合同相对人的利益。

    〔1〕〔4〕参见王利明:《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载于《民商法研究(第6辑)》法律出版社。

    〔2〕方流芳:《从王海现象看受欺诈人的法律救济问题》,载《湘江法律评论》第一卷。

    〔3〕郑玉波译:《罗马法言》,中华民国七十七年十二月出版,三民书局。

     作者单位:福建厦门今朝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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